17年职高学什么好
职业院校10年国控专业数量排名！这些学校长期霸榜,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聚焦职教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国控专业”是由国家控制的专业，院校申请开设这些专业需要由教育部严格审批。
国控专业审批程序规范严谨、获批难度大，高职院校需通过全国职业院校专业设置管理与公共信息服务平台进行网上申报，并通过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答辩后上报教育部审批，教育部组织专家评议并经行业主管部门审核通过后公布审批结果。
2013年-2022年，职校十年国控专业设置情况如何？哪些学校设置的专业最多，哪些设置的最少？专业的多寡又透露了怎样的国情和信息？
聚焦职教为此整理了2013年-2022年教育部设置的职业院校国控专业数据，让我们一起一探究竟！
一、教育类——学前及小学教育专业“百人起”
院校No1：新疆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2013年、2014年教育部仅公布具有高职教育类专业招生资格的高等学校名单，并未公开所设具体专业。自2015年开始，教育部发布新设置的高职教育类专业点名单。因此，聚焦职教统计了从2015年到2022年高职教育类专业的新设情况。
从专业统计结果来看，8年来新设数量破百的有三个专业：学前教育、早期教育、小学教育。学前教育是教育类新设最多的专业，共590个。其次是早期教育和小学教育，分别为204个和103个。不难看出，国家设置的高职教育类国控专业，主要培养教授12岁前儿童的教师群体。
当然，这与当前教育国情不无关系，我国3岁以下婴幼儿在各类照护服务机构的入托率仅为4.1%，远远低于一些发达国家50%的比例。因此，国家顺应社会需求申办早教专业、培养优秀师资人才，不仅可以帮助解决父母的育儿压力，还可释放生产力，提高生育率和促进经济发展。
此外，还有一些专业比较特别，如计算机教育、心理咨询与心理健康教育、儿童康复、化学教育、人群康复、生物教育、物理教育、应用心理学等专业，仅在2015年有所设置，之后便不再新设。
特殊教育（手语翻译方向，非师范类）、小学教育（综合理科教育）、历史教育专业也分别仅在2016年、2018年、2019年设置。但其实，这些专业也是顺应了我国社会发展的特殊情况，设置虽少仍十分必要。
除了专业，开设教育类专业的职校也数量众多，有504所院校。从统计结果来看，8年来新设高职教育类专业数量最多的学校是新疆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共设置了17个专业。（仅选择新设国控专业6个以上的院校展示。）
学校能够成为第一，也与其背景实力分不开——新疆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是一所专门为新疆培养学前师资、基础教育师资和双语师资的师范院校，被誉为“新疆中小学教师的摇篮”。
该学校在2015年新设专业最多，共有15个，分别是：初等教育、美术教育、数学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特殊教育、物理教育、学前教育、语文教育、体育教育、英语教育、化学教育、生物教育、现代教育技术、计算机教育、音乐教育。其中，美术教育还是自治区特色专业。
二、医学类：中医、口腔和临床专业“唱主角”
院校No1：甘肃卫生职业学院
自2014年开始，教育部发布新设置的高职临床医学类专业点名单。到了2020年新设医学类专业开始分为医学类和中医类。聚焦职教在此总体统计了从2014年到2022年医学类（含中医类）专业的新设情况。
从专业统计结果来看，中医学、临床医学、预防医学、口腔医学、针灸推拿为这9年设置最多的5个专业，也可以看出高职医学类国控专业主要培养中医学、口腔医学、临床医学及预防医学人才。
其中，中医学更是医学类新设最多的专业，有60个。今年7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教育部、人社部、卫健委联合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中医药人才工作的意见》，提出加快培养集聚中医药高层次人才、夯实基层中医药人才队伍等六方面重点任务，为中医药振兴发展提供强大人才支撑。可以说，高职中医相关专业人才培养势在必行。
其他专业新设数量也与中医学不相上下，临床医学和预防医学就分别有58个，口腔医学有56个。
这些高职专业的设置与国情息息相关，当前我国城镇、社区、农村的基层医疗卫生人才短缺，而基层医疗卫生人才又是建立覆盖城乡居民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和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重要力量。临床医学、口腔医学和预防医学又是人民需求量最大的几大方向。
另外，比较特殊的专业诸如蒙医学、藏医学、傣医学、朝医学这样的民族医学，设置数均不超过5个。还有像中医骨伤这样颇具传统特色的专业，也仅设置3个。这些专业虽然设置少，但从国家民族政策和培养层面而言是必要的。
与教育类相比，高职医学类专业学校设置数量稀少，最多的也仅5个专业。
甘肃卫生职业学院、红河卫生职业学院、毕节医学高等专科学校、乌兰察布医学高等专科学校设置专业数量并列第一。甘肃卫生职业学院2015年设置口腔医学专业，2016年设置临床医学、中医学专业，2017年设置针灸推拿专业，2022年设置藏医学专业。
此外，2014-2022年高职医学类专业院校设置数量情况分散，没有出现某一年某所学校密集设置国控专业的情况。
三、公安类——治安、交通专业“多管理”
院校No1：广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
自2013年开始，教育部发布新设置的高职公安类专业点名单。聚焦职教在此统计了从2013年到2022年公安类专业的新设情况。由于2022年设置公安类国控专业的院校为本科院校，因此未做统计。
根据统计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各专业设置数量相差并不悬殊，其中治安管理专业设置最多，有50个。紧随其后的是交通管理、安全保卫、侦查专业，设置数量都在30个以上。从排名来看，国内安全保卫专业仅仅在2016年新设。监所管理、民爆公共安全、社区特警三个专业，也仅在2013年和2014年有所设置。
总体而言，国家2013-2014年密集新设高职公安类国控专业，这两年的数量最多。但从2020年开始，就急转而下，每年新设公安类国控专业缩减至2-3个。
此外，聚焦职教对学校专业数量也进行了排名，如下图所示。在2013-2021年设置高职公安类国控专业的职校中，广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新设数量名列榜首，共新设36个，并与其他院校拉开了一定距离。
排名第二的是山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2013-2021年共新设24个。第三名是山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有19个。
与医学类国控专业设置情况不同，公安类院校前两名的专业设置在2013年与2014年尤为密集。广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在2013年和2014年均设置了18个，此后再无设置。山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在2013年和2014年均设置了12个，同样此后再无设置。
不过事出有因，原来在2015年，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教育部同意在广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基础上建立广西警察学院。而山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与其同样情况，2016年与太原警官职业学院合并办学建立山西警察学院。
设置专业最少的是吉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仅在2013年设置了安全保卫专业。
四、司法类——专业精简“昙花现”
院校No1：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教育部自2016年开始，发布新设置的高职司法类专业点名单。并且，司法类高职国控专业设置数量相较于公安类更加稀少。
2020年还有3个司法类国控专业点，而到了2021年和2022年，就不再同意设置司法类国控专业点。不难看出，国家在高职国控专业设置上越发收紧和严格。
从以下图表可以看出，罪犯心理测量与矫正技术是5年里设置最多的专业，有11个。其次是行政执行专业，有9个。设置少的几个专业，如戒毒矫治技术多年来仅2个，司法警务、刑事执行两个专业仅仅在2016年分别设置一个。
论及原因，主要是部分专业的专业性较强，比较小众且市场需求量不大，同时还有一定特殊条件的要求。像省监狱戒毒单位干警每年需要递补人员较少，而且社区矫正等基层司法行政业务迫切需要专门人才。而国家专门设立相关国控专业，少而精则有利于司法行政干警队伍知识化、正规化、专业化建设，有效利用学院教育教学资源。
从司法类高职国控专业统计情况来看，设置最多的学校是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2016年-2020年共有6个。不过与第二名差距不大——安徽警官职业学院这些年设置了5个专业。
有6所职校5年仅设置2个专业，分别是：吉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四川司法警官职业学院、新疆兵团警官高等专科学校、湖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广东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尤其广东司法警官职业学院，仅在2016年设置了罪犯心理测量与矫正技术专业。
结语
国控专业被有些人认为是紧俏、好就业的专业，这些专业在报考时是会有一定的条件与要求，既然报考审批就很严格，那么在专业设置上必然也是同样严格，所以有些专业逐年降低也证明了国家对高职高专的国控专业愈发重视，要求也更高。
而国控专业点开设院校也应珍惜开设的机会，持续做好相关专业人才培养工作。能够通过审核的职业院校继续保持优势，在国控背景下更科学有序地做好专业建设，实现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
当然，未开设院校也无需气馁，可以继续发挥特色专业优势，提高学校教育教学质量，步履不停、凝心聚力，开创学校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声明：本文为聚焦职教原创文章，转载请联系授权
在广州市天河区一所职业学校的排练厅里，林思想到曾经听过的一句话：“读职校学不到任何东西，（学生）就像一张白纸”。2021年，她从江西老家到广州就读一所中等职业院校，专业是商务文秘。她几次听到亲戚们讲，读职校没有用、混日子、浪费钱，还不如早点打工。
她把眼前的一张白纸撕成数片，每一片写下一个难听的词语，都贴到自己身上。“废物、差生、坏孩子……”这些词语她耳闻过不少。她想表达一种感受：因为是职校，大家就把负面标签硬生生抛了过来。
教育部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共有职业学校8780所，在校生2900万人。今年3月，《教育家》杂志联合相关教科院面向全国职业院校、家庭、企业进行问卷调查，面对“职业教育发展的最大困难”这一问题，投票最多的答案是“社会认可度”。
在职业教育研究者子津看来，这种不认可已经渗入职校学生生活的环境，影响着他们对自我的认知。2020年，她在江西一所职业学校调研，发现在课堂上，老师会有意无意地告诉学生不要对自己有太高期待，家长抱怨读职高没有希望，甚至同龄人也会贬低读职校这一选择。社会观念中的敌意，成为个体需要面对的沉重标签。
今年7月，9位职校生在公益组织“HOPE学堂”的组织下，进入暑期戏剧工作坊。排演时间为11天，剧目的台词、情节均来自职校生的成长经历，由集体创作而成。这是一次直面伤痛、表达真实的练习。演员丁一把它比做“拔刺”的过程。起初，在参加表演前，丁一抵触表达任何负面经历和情绪，那“就像把刀子倒插在自己胸口，再插到别人胸口”。
但舞台上，看到陌生人注视、鼓掌，眼眶湿润，他发现曾经的负面经历不再令他惧怕。他愿意直接表达，因为它们“是一根刺，（拔出来）不会扎到任何人，只会引发人们的共鸣和触动。”
他们把共同创作的这部戏剧命名为《影子》，演员周末说，希望大家能找到自己经历过的阴影，把它讲出来。往前走，同时也看到自己的影子。
7月15日、16日、17日，9位职校生在广东时代美术馆多功能厅表演戏剧《影子》，讲述自己的故事。受访者供图
“这里是残次品收容所”
气氛沉重时，刘沐鑫主动发言。这个男孩语气温柔，笑起来头微微向右偏，露出两颗虎牙。他今年17岁，在广州一所中等职业学校读二年级，喜欢看爱情电影。
刘沐鑫半开玩笑地说：“初中的时候没怎么在意学习，上课睡觉比较多。初三成绩没跟上，就上职校了。初中晚上就是躺着，睡不着，总觉得我应该有点钱。”
这天是7月7日，线下工作坊第一天。演员围坐成一圈，逐一介绍自己到职校读书的经历。他们大部分来自广州，都是中职或者高职在读，最小的16岁，最大的20岁。
此前，大家已经在视频里见过面。受疫情影响，过去的几个月，大家只能在视频会议里做戏剧工作坊。项目社工扶雨记得，从三月底开始，每周五晚上7点，十来名学生陆续出现在视频窗口。大家通常出没在宿舍、食堂、教室，有人正在操场上跑步。打开音频，背景音吵闹嘈杂，偶尔还能听见学生跟舍友聊几句游戏。戏剧不是最紧迫的。进入七月，一位学生要回家打暑期工补贴家用，一位学生要去家里开的店里帮忙，退出了工作坊；还有一位叫周末的学生报名了春季高考补习班，要缺席几天。
这个年纪正是创作想象力爆发的时候。在视频会议里，大家即兴接龙故事，讲出：“羊吃了毒苹果拉出了金色的蛋，绿色的靴子煮进了咖喱汤”。笑声通过屏幕回荡。在以恋爱为主题的故事接龙里，有人问“什么是真正的爱？”刘沐鑫回答：“当你感觉到被爱的时候就是爱了。”
但见面的第一天，谈到读职校，气氛就沉重起来了。在导演吴文看来，这种“沉重”或许是某种开端，因为大家需要“面对、梳理自己的生活”。筹备项目时，整个团队意识到“成为一名职校生”或许是埋藏在学生心中负面情绪的来源，大家不断体验着，却无处可讲，也不知怎么去讲，甚至不想讲。
工作坊协作者蒋莉萍22岁，今年六月毕业于影视制片专业，六年前开始接触戏剧。她发现，大家在游戏环节有些无所适从。起初，她示范了一项练习：伸出双臂，身体前倾，假装双手捧着一个魔法球，它凝结着最美好最脆弱的东西。蒋莉萍让大家专注想象魔法球的“重量和光芒”。但演员都挂着不好意思的笑容。大多数人刚抬起胳膊，瞥到周围人没有抬，尴尬地放下胳膊。
场子冷了下来。到围坐环节，16岁的女孩李亦然直接讲：“职校都很乱的。”她说自己是流动儿童，好几年随着父母奔波在武汉与深圳之间，转学是常态。让她再聊下，她笑着摆手。
另一位叫刘千紫的同龄女孩盯着一处角落。讲了她没读成高中的故事。她说自己中考得了630分，但依照录取政策，非本地户籍考生需要更高的分数才能读高中。
她不甘心，因为职业学校“教的东西不够深入，交到真心朋友不容易”。这里明文规定不能抽烟喝酒，很多同学还是如此。刘千紫又讲到自己曾被校园霸凌的故事，把心酸一股脑说完了。末了，她蹦出一句话：“‘友善’对我来说是个陌生的词。”
全场沉默了两分钟。
男生丁一说，这段故事刺痛了他，但他不知道怎么回应。他18岁，是唯一从南京赶来的演员，这次机会是他上网“打捞”来的。他在知乎上搜索到一个“职校生互助群”，有群友发来链接：““HOPE学堂”，他点进去报名“人际关系心理互助课堂”，结课以后被邀请加入工作坊。
HOPE学堂是一个服务中职学生与老师的公益团队，2016年创办以来，通过在驻点学校举办戏剧小组、人际关系互助、职业发展讲座、教师培训等活动，提升学生的自信，增强其对学习与生活的掌控感。受访者供图
他淡淡地讲，自己曾在初中辍学过个把月，当了一个星期洗头工。中考结束后，姐姐让自己到南京一所职业学校就读。讲完，大家没说什么。
演员轮番发言过后，讨论进入最后一项。“我们成为一名临时的演员，不断练习上台表演，最后跟不同身份、不同处境的观众讲我们职校学生的生活。大家会期待这部戏关注什么，展现什么？”问题抛给演员，也抛给在场的所有人。
一位接触戏剧将近一年的学生徐旺仔发言。他19岁，和刘千紫在同一所学校就读，学习机械设计、机电一体化。他对这出戏有自己的期待：能否抛开“职校生”这一身份，谈一谈他在生活中遇到的其他问题？
他在江西老家长大，四年前到广州和父母团聚。他最近跟父母吵架，甚至拨打110报警来保护自己。但他的本地朋友都并不这样。他刚开始反思父母的养育方式是否有问题。
另一位学生谭玉兰思考得更加宏大。他是年龄最大的演员，今年20岁，身材瘦削，声音很有底气。他说，能否用表演呈现大家“完整的状态”，因为职校生“应当享受和普通高中生一样被正视的权利。”他坦然评价：“外界对职校生的看法就是：这里是残次品收容所”。
听到这句话，协作者蒋莉萍心情复杂。四个小时的座谈会，蒋莉萍静静坐在演员中间，听着这些同辈人的故事。此前，她对职校生活的唯一了解是初中老师随口讲：“如果读职校，那就要去流水线”。她意识到，这只是一个片面的标签，当它落在人的心中，可能变成强大的否定。
习惯隐藏“负面”的自己
第一天见面会结束后，蒋莉萍决定扮演成“人来疯”，将场子热起来，尽管她性格没有那么好动。16岁的张萌是蒋莉萍在工作坊交到的第一个新朋友，蒋莉萍记得，张萌会在早上对自己说：“早上好！新年快乐！”这是张萌在学校的口头禅。她喜欢跳舞，总是说着说着就跳起来。
另一位16岁的女孩林思平时也是笑嘻嘻的。当演员要用物件进行自由创作时，林思看到桌上一张白纸，便想到了亲戚的否定和难听的词语。
她说自己并没被伤到，因为她认为“职校并不是他们想的那样”。另一位协作者王一塔建议她把这种态度表演出来，她便淡淡地说了句：“我是废物”，带着讽刺的笑声。吴文觉得触动，他没想到这个孩子在面对这样暴力的贬低时使用了笑声，有种轻盈的勇敢。
演出开始前，全体演员为彼此打气。新京报记者 石润乔 摄
在同样的创作环节，徐旺仔从户外花坛的泥土里捡出一颗六角形螺丝钉，在手上写了几个词：“自身、社会、家庭、学校”。他一只手握成空心拳，一只手拿起螺丝钉从上往下穿过，重复多次。他认为：“人们就像一颗螺丝钉，在自身、社会、家庭、学校四种环节中穿梭，最后可能麻木。”
徐旺仔也是一位“穿梭者”。他在表演阐释里写：“食堂、操场、超市、高楼、军训标兵，优秀学生干部。”这些都曾是他的小小梦想。四年前，徐旺仔在中考后，离开江西老家考入广州的一所职业学校，计划升入高职，读喜欢的IT专业。他还进了学校里的CAD（管理软件计算机辅助设计）社团参加集训，停掉所有课程，学习3D打印、计算机建模等所有和工业设计相关的技术。
他没想到，高职第一年，这样积极的生活开始展现负面性。为了准备技能大赛，他把全部精力投入训练，“曾经两次通宵，有两周腰痛不能久坐”。一天，他没有预料地发病，被诊断为“症状性癫痫”。他开始思考人生，或许是因为自己未曾“尊重自己”，“把弹簧压得太死、太紧、太长时间。”
工作坊后几天，或许是排练室的氛围足够安全，或许是因为有所输出，大家逐渐在声音训练和形体训练里放开自己。但对第一次接触剧场的丁一来说，袒露情绪并不容易。他早就习惯自己消化。在创作时，丁一写了一小段虚构故事，隐晦地提到父亲。他写道：“我想问父亲那是什么，但父亲的沉默刺激到了我。”吴文顺着问，你对父亲有什么印象？丁一说，很复杂。
后来创作间隙，吴文好奇地问：“是怎样一种复杂？”丁一突然跑出排练室，仰着头跑进厕所流泪。他想了一会，追到厕所，丁一说，没事。吴文明白，面对自己需要时间，也需要特定的环境。
丁一习惯隐藏“负面”的自己。他还记得，2019年11月份，他在杭州的一家健身房健身，和一位男士共用一台器械。对方主动找自己聊天。被问到在哪里读书，丁一回答：在南京。
对方问：是不是南京外国语？这是一所省重点中学，丁一想摇头，但却点了点头。对方又问他，是否曾在杭州学军中学读书？这同样是一所省重点中学。对方评论：从学军到南京外国语，是一次很好的飞跃。
丁一很想告诉他真话，最终没说出口。他担心，如果说出“职校”两个字，对方会沉默，要么直接结束聊天。
在戏剧工作坊，丁一记得自己在排练中最舒爽的一刻是做声音训练时，大声地喊自己当下想做的事情。
原本，这是一次“声音投掷”练习。根据规则，演员把有关职校学生的关键词喊出来，用动作把这些抽象之物投给别人。孩子们说了几轮，一下子没找到话说。蒋莉萍带头喊：“我想回去睡觉！”有演员跟着喊：“我想开心！”“我想回家！”丁一扯着嗓子在台上胡乱喊着，不记得究竟喊了哪些念头，只记得几分钟后声音哑了，心情也轻松不少。
演员丁一在舞台上进行单人表演。受访者供图
“阴影”剧本
7月15日，戏剧《影子》在广东时代美术馆免费提供的多功能厅上演。这是一部只耗费2.5万众筹款的公益戏剧，由HOPE学堂组织。除去必要的食宿、差旅、保险等费用，所有劳动都是志愿的。此外，学生们每人自制了一副面具、几个纸飞机作为道具。
刘千紫从舞台左侧慢慢走向中部，发力，猛地跑向前方。“砰”的一声闷响，她结实地倒在舞台上。
这是学生们第一次向全场90多名观众表达自己。身体的痛感和记忆里的疼痛翻滚在一起，刘千紫想起在去年学校广播站，自己和高年级同学起冲突，被其他同学集体孤立。台词的经历则源于初中：有人把她关进浴室，有人往她的床上扔垃圾。
坐在右侧台下的几个演员眼眶湿润。
李亦然坐在舞台左侧，念出写在手机备忘录里的诗：“所有的一切都掉落下来/我的头发总是在掉/我的眼泪总是在掉/我的嘴角总是在掉/我能拿起来的，能提起来的，不能再多了/需要我碎掉的心吗/需要我看到人来就会害怕的眼神吗/我愿意把一切都献给你/就像我把自己掏空也找不到爱/把自己砸碎也得不到渴望的”。
她说，这首诗不只在发泄痛苦，而是“情绪的延伸”。以剧场的方式，演员选择把职校生活中的痛感不加包装地呈现出来。第一次观看表演的观众，也许会惊讶于这份痛苦的浓度。
丁一独白：“我不爱挫铁，可我又不得不挫铁，我干着不爱干的事。也许我的人生只能如此。”话不多的他喜欢用文字表达自己。他坐在舞台上的铁制道具上，凝视着观众说出自己的句子：“我是不想去读职校的，就像两条河流，一条通向大海，一条流向污水厂。你愿意当哪条河流里的水滴呢？”
他在职校里有一门实习课，需要到钳工车间切割、打磨铁板。就读于智能制造专业的丁一，上学两年没有被任何一门课吸引，向往的无人机课程要到第三年才出现。第一学期临近期末，他打开老舍的小说《四世同堂》读了一个月，又迷上《三体》，阅读成了一间情绪庇护所。
按照剧本设定，怀着与丁一相反的另一种态度，徐旺仔穿上一件电工制服，手拿六角螺丝钉，自信地走到灯光下。他向观众介绍自己：“优秀的电工师傅，优秀的心理委员，全宇宙技能大赛60名”。
徐旺仔在舞台上举起螺丝钉，进行表演。新京报记者 石润乔 摄
生病之后，徐旺仔开始练习“尊重自己”、关心自己。最一开始，他退出技能大赛，让自己休息，也开始玩摄影、报名舞蹈班。他还试着改变和他父母的相处模式，希望对方不再指责、控制他，相互尊重。
被问到“尊重自己”到底是什么？徐旺仔想了一分钟左右，说不出确切的含义，给出了一个答案——说不出来就不要逼自己说，这就是“尊重自己”。
在吴文眼里，另一位演员谭玉兰的身体很“脆”，很紧张。
他说自己一直在和现实角力。中考落榜后，父母几乎两个月没有同他讲话。他记得，父母总强调，“差生是没有资格享受快乐的。”自从六年级数学成绩下滑，母亲便开始打骂自己。
谭玉兰在去年春天搬到了和同学合租的一居室，他住客厅。为了省钱，他每顿饭最多花10元，多数时候吃素面。他习惯做日结工，举牌、扮演玩偶，当过餐厅营业员和司仪。
在舞台上，谭玉兰回到更孩子气的自己。他喜欢看日本动漫，便模仿特摄剧《侍战队真剑者》中的“居合斩”造型出场。他慢慢地迈着步子，绕场一周，环视左右，“随时准备迎战”。他对不在场的父亲说：“爸，我想去做公益。”扮演父亲的演员周末回应：“别老干有的没的，万一是传销组织呢？”
坐在台下的社工子津联想起谭玉兰进入工作坊时的样子。那时，他走路的速度总比其他演员快一大截，在行走速度训练中显得“失控”。但在7月15日的舞台上，谭玉兰控制住了节奏，身体多了一份韧性。
谭玉兰在舞台上进行单人表演。受访者供图
读职校是怎样一种体验？
戏剧快要结尾时，丁一突然起身走向观众。他看向第一排的中年男士，问：“你会去职校读书吗？你会当一名工人吗？”对方措手不及，回答：“不愿意。”听到否定答案后，丁一没再追问。
剧场里坐满了对“职校生”话题感兴趣的观众，按照组织方设想，希望通过这场戏把“职校生”从标签变成议题，抛向观众。吴文与丁一讨论，要直接地问观众“你愿意读职校吗？”就像是做采访，真诚发问。倘若对方回答“愿意”，就追问“你想读什么专业？”这样做不是要冒犯观众，而是为了让大家共同思考“在当下，工人与职校生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演员谢幕后，有观众抛回了即时反馈。一个长发扎成辫子的男性观众举手提问：自己去过贵州调研，发现当地职业学校中的很多女生在16、17岁辍学，去浙江纺织厂、广东电子厂打工，随后认识同乡青年，回家乡结婚生子。他好奇：在职校里，有何种婚恋观念，具体情况如何？
全场沉默几秒。吴文拿起话筒问：“你主要想了解什么？这个问题似乎有很强的预设在里面。”坐在舞台上的丁一观察着，看到对方一面抖腿一面辩解说：“我只是想了解一下广州这和我调研的那地方是否一样。”这是一个刻板印象，在场的观众沉默几秒，氛围显得尴尬。一位女孩拿过话筒：“那我来说一下吧”。她介绍自己曾是一名职校学生，“我们班60个女生读学前教育，现在有4位当妈妈，这个比例还好。”
两支话筒在观众席中传递着。一位带着孩子来看戏的女士说：“二十几年前我也是职校生，通过自己的努力从职校走到金融行业。我想告诉孩子们，外面怎么看我们是正常的，因为自己怎么认为才最重要。不要给自己贴标签，如果自己都看不起自己，谁也不会对你有更大的希望。希望你们做最好的自己。”台上的演员鼓掌表示感谢，当丁一还在打腹稿想发言时，吴文问女士：您是什么时候读的职校？
对方回答：1992年。吴文解释，在工作坊期间，大家也讨论过这个问题。那时他了解到，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或90年代，读中专意味着毕业后找到相对不错的工作，还是被社会认可的。但在今天，读职校的所得与当年截然不同。
另一位观众诚恳地对台上演员说：“不管是（进厂打工还是）坐办公室也好，本质上非常流水线，我被工作折磨得痛苦，但来到剧场，自己又被点燃了。可能在未来，还会面对很重复很枯燥的工作，但是总有一个点让人觉得自己还活着，今天这个点就是你们。”
一位从14岁起离开家进厂打工的观众回应：工地的工资可能有八九千，外卖员骑手一个月七八千，办公室里面可能六七千，但没有人主动选择去工地工作。即使看起来大家的工作都是流水线，但工作与工作之间存在真实的差异。
“演后谈”环节是个重头戏。这不是吴文第一次和观众一起讨论。2014年到2016年，他曾跟随上海的民间剧团“草台班”全国巡演，那时的演后谈环节甚至耗时更长，观众的思维也更发散：有人提到即使在高校实验室里做科研，也会枯燥得像流水线；有人讨论是不是小企业比大企业更加人性化；有人提出小时候应该刻苦读书，长大后才不会吃苦，又被其他观众反驳。吴文记得，气氛是开放的、热烈的，大家都讲出真心话，听到彼此的心声。他认为，这些都是剧场表演的延伸。
演出过程中，演员邀请观众上台一起蹦迪。受访者供图
在多数演员看来，观众们在争论什么不那么重要。他们更在意是否听到温暖的肯定。所有人都记得，那位毕业于职业学校的女孩连续看了两天表演，激动地说：“在场所有的同学，读职校的人也很棒。”她坦言，自己从小受到严重打击和冷落，从职校毕业后不停换工作去证明自己、寻找热爱的事业。前段时间，自己开始研究原生家庭问题，“突然就悟了，自己本来就是一个很不错的人”。
女孩夸刘沐鑫：“弹吉他很有气质”。刘沐鑫说，自己回家后哭了二十分钟，因为很少听到称赞，隐隐约约觉得自己“配不上这样的赞美”。
有位中年男士在剧场里反思：在自己的女儿读初三时，希望选择职业学校。但他担心子女读职校让自己没有面子，便坚持送女儿补习、冲刺中考，最后如愿。可是，如今的女儿已经开始厌学。他看过同学们的心里话之后，想到，是否自己当年对女儿太不尊重？那些关于“职校生”的坏标签，是否也通过自己的反复“教育”，在女儿心中扎根？
这些话似乎安慰到坐在台上的谭玉兰。谈到这位父亲，谭玉兰说他开始去理解在教育问题面前，父母心中的强烈焦虑。
除了激发讨论和分享，一半以上观众表达了共情。一位观众有些哽咽：“听到你们讲述校园霸凌，我很难受。也很好奇，当同学们对着我们这一群陌生人讲述这段记忆时，你们是怎样的心态？你们想表达什么？”
谭玉兰坐在舞台最右侧，最先拿起话筒答道：“说句不好听的，泪流多了就干了，唯一能做的就是正视自己所遭受的那些黑暗，向上走，寻找自己的那一片星空。”
像是铿锵的宣告，他给自己指明了星空所在的位置——明年毕业以后，自己将会骑着单车旅行两年、进入私企工作。同时，在工作之余准备自考历史系本科。如果攒够了钱，就去摩尔曼斯克看极光。
演出后第五天，谭玉兰开始了暑假里的另一“重头戏”。像大部分高职学生一样，他到一家公司做实习生，拿实习证明。工作是流水线，每天工作八小时，给电线贴膜、装配零件。公司是一栋白色大楼，一架大号电风扇装在天花板上。
回归现实生活，再问他现在怎么看待那些误解职校生的标签，短暂从工作里抽离出来的他回复：“千人千面，总有人看你不顺眼，看不起你，真没啥好在意的。把这些时间用在弹琴读诗喝茶游山玩水不好吗？”
（除子津、扶雨、蒋莉萍外，吴文、王一塔及所有学生均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 石润乔 编辑 陈晓舒 校对 卢茜
近日，成功考上吉林大学研究生的蔡江讯收到了一份母校为他特制的祝福礼物——一张新的武汉市交通学校的学生卡。自从母校毕业后，蔡江讯一直将旧学生卡带在身边。当他从钱包掏出伴随他快8年的旧学生卡时，眼睛都红了。从中职生一路逆袭到985大学的硕士，这张已模糊不清的学生卡，承载了他青春岁月无悔奋斗的记忆……
2014年，17岁的蔡江讯进入武汉市交通学校学汽车专业。“当时就想着进校学门手艺，将来好找个工作。”
蔡江讯父母是湖北孝感人，在武汉市青山区做点小生意。作为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他从小就见证了父母的勤劳，也了解生活的不易。进校后，蔡江讯就利用节假日打工。一二年级，他找到的兼职是在硚口一家餐饮企业端盘子、发传单。周五下午放学就过去，星期天晚上回学校。一天工作9小时，有90块钱收入。
“正是这笔钱加上学校每年的中职生国家补贴2000元，让我在中职3年实现了经济独立，自己养活了自己。”小小年纪边上学边打工，蔡江讯说“并不觉得苦和累，有的只是自食其力的自豪”。
转眼三年级到了，大家面临着不同的人生选择：蔡江讯的同班同学有人选择就业实习，有人选择备战技能高考。蔡江讯选择了后者。他和6名同学组成了“学习互助组”，大家一起学习讨论，相互督促鼓励。每天早上7点前到教室自习，晚自习上到晚上9点半，只有周末晚上运动一下。“我们每次都是快熄灯了，被巡楼的保安赶出来的！”蔡江讯笑着回忆。
走技能高考路，蔡江讯遇到了两个拦路虎：一个是文化课中的数学，底子薄，学习压力大；另一个是技能高考中的钳工实操。蔡江讯读的是汽车专业，当年技能高考未开设汽车类方向，只能报钳工类方向。蔡江讯深感困难很大。
为了帮助孩子们，老师们主动牺牲休息时间给他们“开小灶”。寒假时期，同学们都纷纷放假离校了，学校老师递给蔡江讯两把钥匙：一把是实训室的，一把是教室的。白天，喻汉芳老师给他们指导钳工实操；晚上，董源平老师就来给他们补数学，跟正常上学一样。
经过众人的努力，最后6人的学习小组，有4个人考上了高职，蔡江讯和另一个同学考上了本科。蔡江讯和同学们十分感恩老师们的付出，喻汉芳老师却说：“你们是一帮有目标，好学上进的学生！只要学生们愿意学，我们老师巴不得多教一点！”
进入大学后，蔡江讯像“开了挂”一样：专业成绩在年级名列前茅；英语四、六级，计算机二级都是一次过；大学参加数学建模大赛获得省二等奖……“机械原理”“工程制图”等一系列的专业课，我在中职阶段就接触过，比普高上来的同学更有优势。作为小老师对同学进行辅导，也让我越学越有劲。”蔡江讯说。
蔡江讯并没有满足现状，大三时，他又开始了考研准备。考研是对他真正的考验，“竞争者多的是甩自己几条街的985、211名校生。”一战失利，他没有就此消沉，而是在学校旁边租了个10平米左右的单间，进行了长达大半年的苦行僧式的备考：每天6点起床晨读，一天自习室学习，晚上10点图书馆闭馆回家。这其间的艰辛，苦闷彷徨，如鱼饮水，只有蔡江讯自己知道。
功夫不负有心人，蔡江讯最后以超过校线14分成绩，被吉林大学机械与航空航天工程学院成功录取！蔡江讯考上吉大研究生的消息传播开来，周围人都沸腾了，老师同学们纷纷送来祝贺。
眼下，中招志愿填报在即，不少学生和家长都很焦虑——万一考不上普高，还能有前途吗？蔡江讯用亲身经历告诉了大家：中考其实决定不了什么，决定明天成就的不是昨天，而是每一个奋斗的今天。（中国教育报记者 程墨 通讯员 尚紫荆 周锐 喻登科）
作者：程墨 尚紫荆 周锐 喻登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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